第179章 上谕、彭琯奏、马士英奏、东阳许都 (第1/1页)

上谕

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丙午，皇帝颁谕兵部：“山东境内土寇频繁出没，严重阻碍了外部物资输送，而地方抚按对此竟无任何奏报。严令立即展开清剿行动，以打通饷道，确保后勤供应畅通。”

皇帝还要求：“针对地方因寇患导致人心动摇、民众闻警即逃、法纪荡然无存等情况，必须迅速实行赏罚制度，以此作为激励忠勇、惩治懦怯的手段。比如山西保德州知州因坚守有功，已获朝廷破格提拔嘉奖；而对于那些带头逃离者，不论是宗室成员还是官宦士绅，即刻予以拘捕审问，严惩不贷。”

彭琯奏

十八日丁未，工科给事中彭琯上奏指出：“昔日逆贼侵犯楚地，其得以煽动民心、聚众作乱，实乃百姓被其三年免征赋税、一名百姓也不会杀害的虚假承诺迷惑所致。而巡抚李乾德发布了类似免征赋税的公告，民众也更加振奋。倘若皇帝能够下达天下普遍免去赋税的诏令，广而告之，那将会带来何等景象呢？近来朝廷在崇祯十六、十七年间已有宽赦之举，但何不将这样的恩泽延续至崇祯十八年，待贼寇平定之后，国家仍有余力，并且对于遭受严重灾荒与赤地千里的地区酌情减免赋税，使得老弱妇孺接到这样的公告时感动落泪，这难道不是当前首要的仁政吗？

武昌失守之时，沿江两岸尸横遍野长达千里，虽然州县得以收复，但原任官员因罪在身，胆怯不敢继续处理政务，只能等待朝廷重新选派官员。然而被选派的新任官员，面对功名与生命安全的选择时，往往认为后者更为重要，因而不愿冒险赴任，宁愿蒙受罪责以躲避此任，这对于地方紧急事务的处理并无实际助益。因此，建议查究那些因城池陷落而失职的官员，除开城投降或率先逃跑者外，将他们调任至尚无官吏治理的地方，以这种方式维系人心，似乎尤为迫切和重要。”

马士英奏

十九日戊申，凤阳总督马士英奏报：“太湖地区因疏于防范而导致失守。中书舍人张同敞奏称，有匪徒抢劫丰县并破坏粮仓，实为乱兵而非寻常盗贼，朝廷遂命相关部门迅速行文通知督抚，要求尽快捉拿首恶并公开处决以示众。与此同时，郧阳推官朱翊辨上奏，揭露原籍郧县的周士奇在担任监军时，竟弃守郧县，率先逃逸；而平阳县镇守将领陈尚知更是投靠贼寇，充当先锋。”

东阳许都

二十日己酉，上海举人何刚上奏称：“浙江东阳、义乌两地素以忠义智勇之士闻名，昔日诸多名将、精锐之兵多出自于此，他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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